“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主席關于新型政黨制度的論述引發廣泛關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外國專家學者表示，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既有集中統一領導，又有民主協商，體現了廣泛的參與性。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豐富和拓展。

“中國共產黨能夠團結其他政黨，在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出務實而長遠的發展規劃，并且一道為實現遠大目標而奮斗”

前不久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中歐數字協會主席路易吉·甘巴爾代拉發言時稱，中國的成功故事誰都知道，可是中國為什么那么成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回答上來。“在我看來，中國之所以成功，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中國政治制度的突出優勢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團結其他政黨，在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出務實而長遠的發展規劃，并且一道為實現遠大目標而奮斗。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

“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這是執政黨應有的胸襟。“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這是參政黨應有的擔當。

過去5年來，中國政協委員、政協各參加單位和各專門委員會，緊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脫貧攻堅、氣水土污染防治等重大問題，提出提案29378件，經審查，立案23975件。截至今年2月20日，99％的提案已經辦復。大多數提案的意見建議得到采納或正在逐步落實中。“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廣泛性和包容性，實踐證明這一制度有利于確保國家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有利于中國不斷取得新的發展成就。”巴基斯坦獨立新聞社中國業務總監賈韋德·阿赫塔爾認為，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讓“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成為現實，通過這一方式，中國人民參與到國家治理進程中，為國家的進步與繁榮貢獻自己的力量。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最廣泛民眾的參與下不斷自我完善，體現了該制度與時俱進的特點。

泰國瑪希隆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釋元德表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一大優勢是能夠確保中國政治制度具有廣泛參與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都能參與到國家治理中。“習近平主席希望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做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這傳遞出中國共產黨希望并愿意傾聽來自不同方面的聲音。而在所謂的西方民主政治中，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因為執政黨對于在野黨和少數派的聲音鮮有興趣。”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會商量。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趙全勝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一方面集思廣益，廣泛聽取最廣大人民意見，有助于保持社會安定，另一方面決策科學民主，在此基礎上達成的共識有助于政策的落實。“美國的政客們因為被利益集團捆綁，其局限性十分明顯。”

“就像中國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希望燈塔一樣，中國的榜樣作用也可以成為促使西方國家回歸善政基本原則的催化劑”

新型政黨制度新在哪里？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

“如今，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越來越明顯，老百姓對傳統政黨感到失望，新的政黨又沒有執政經驗，大多數只能靠喊口號、煽動民粹主義情緒來獲得支持，不能實際解決問題。歐洲難民危機引發的政治危機，削弱了老百姓對政黨的信任感；美國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間權力相互掣肘，導致政治效率低下。”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首席研究員亞歷山大·洛馬諾夫認為，對比西方社會的現狀，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洛馬諾夫的觀點代表了許多外國專家學者的意見，他們一致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比西方更有效率。

2018年剛過去兩個多月，因為聯邦預算無法通過，美國政府已“關門”兩次。至于政府關張給民眾帶來的不便，以及造成的經濟損失，在代表各種集團利益的議員們看來根本不值一提。1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國情咨文演說，在場兩黨人士截然不同的反應成為美國輿論關注的焦點。

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志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斯告訴記者，當前西方民主的最大威脅在于以下這一點，即由于民主制度未能滿足民眾的基本需求，公眾中出現了一種“去道德化”的政治趨勢。在美國，被選上公職的政治人物讓選民的利益服從于華爾街的大資本利益，“事實上，華爾街擁有決定誰能當選的力量”。大多數選民認為政府中沒有人代表他們的利益，沒有人為他們而戰。因此，公眾投票意愿不斷下降，即使參加投票也更傾向于以反建制的抗議型思維做出選擇，“這顯然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情況”。

“自從‘歷史終結論’提出以來，福山的預測并沒有獲得什么成功——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在退縮，而是在崩潰，且已經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瓊斯認為，美國存在著一種金融寡頭政治，金融寡頭們“購買”和“出售”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需要大量資金才能開展活動。美國的“民主理想”仍然只是一種理想，而非現實。

在瓊斯看來，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運行的，減貧計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正因為如此，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獲得了更好的穩定性。雖然西方也強調民眾福祉，例如美國憲法序言寫入了“增進全民福利”，但實際上這一點已經被遺忘。瓊斯認為，“就像中國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希望燈塔一樣，中國的榜樣作用也可以成為促使西方國家回歸這些善政基本原則的催化劑。”

“西方國家的黨派政治已經淪為一種權力博弈，多黨競爭演變為相互爭斗和彼此傾軋，政黨之間缺乏共識，也不愿意尋求共識。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贏得選票盲目承諾，贏得選舉后由于黨派紛爭而難以兌現諾言。在自利性制衡機制的作用下，西方政黨陷入惡性競爭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行。”甘巴爾代拉告訴本報記者，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避免了無休無止的政黨紛爭，使整個國家更有凝聚力，也更有行動力。

埃及資深媒體人薩伯利多次到過中國，對中國政治和經濟事務有著深入的研究。他表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基本政治制度。“這一制度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更大的穩定，人民當家做主在這一政治制度中得到了充分和根本的保障。實踐證明，這一制度是成功、有效和充滿活力的，并將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強的生命力。”在他看來，這一制度不但在中國有著成功的實踐，而且為人類的政黨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范本。

（本報華盛頓、布魯塞爾、伊斯蘭堡、曼谷、莫斯科、開羅3月6日電 記者章念生、吳樂珺、胡澤曦、任彥、徐偉、張志文、屈佩、黃培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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